1949年初，打完淮海战役的中原野战军，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获得了及时补充，重新成为实力不俗的战区级部队。不久后全军整编，二野番号正式确立，野战部队也划分成了3个主力兵团，兵团司令员为陈锡联、陈赓和杨勇。

这三位都是军史上非常厉害的战将，完全能够胜任兵团司令职务，下属们也十分服气。但二野之内，有一位被任命为第3兵团副司令员的名将，却多少带点情绪，表示自己“至少不弱于杨勇”，也可以争取下兵团司令员的岗位。

在一支大军内部，这其实是好事情：“不想进步”的将军，难说是一流人才。俗语说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，军事干部的能力真到了一定层级，应当匹配相当规模的作战部队，对于组织和个人都有帮助。

不过二野也只是刚刚恢复元气，此前在大别山实在太苦了，若不算48年陈赓归建的部队，刘邓大军一度只剩下6万人。所以不到一年时间，能够组建起3个名副其实的主力兵团，已经相当不容易。任职机会有限，但这位将军还是想争一争，为此专门去了趟野司。前来找刘邓首长“要说法”的名将，就是“王疯子”王近山。

熟悉王近山的读者都知道，他是有军事资本的。解放战争中王近山长期担任6纵司令员，指挥的是中野头等王牌军，大仗基本都少不了他，比如著名的襄樊战役。就军事谋略和指挥能力而言，他确实是二野战将的代表人物。单就带兵打仗这一项，王近山未必会输给杨勇，这也正是他感到不服的主要原因。

然而野司首长的用人安排，自有综合考虑。任命肯定不会改变，首长只是鼓励了一下王近山，说当好兵团副司令员也很关键，并让他“多在团结同志方面向杨勇学习”，便让他回部队工作了。关于二野的兵团司令员职务，其实不管王近山提不提意见，都争不来：因为另有两位比他资质更高的将领，都没做任何不同表态、完全服从组织安排。分别是谁呢？

第一位是王近山的老首长，即曾经帮助、提携过他的王宏坤将军。王近山1946年接下了主力6纵，但这支部队起初是由王宏坤担任司令员。王宏坤欣赏王近山的才华，主动提出要到根据地编练新兵，并向上级领导推荐了王近山，这才有了后者大放异彩的机会。

并且王宏坤的整体履历，超出王近山不是一星半点：1933年他就是四方面军的军长，两年后还出任方面军副参谋长，而王近山在红军时期，最高职务只是师级干部，与老上司王宏坤的差距较大。能打仗、能练兵且资格老的王宏坤，都没当上兵团司令员，王近山自然讨不到什么说法。

第二位也是老四方面军军长级人物：陈再道。陈再道1935年接替名将许世友，成为红四军军长，军队履历也是非常显赫的，远超王近山。并且相比于王宏坤，解放战争中陈再道一直在前线，跟随野司首长征战，直到49年取得淮海战役胜利，算是打满全场了。

论能力和军功，陈再道肯定是有机会竞争兵团司令员岗位的，他有望执掌二野第3兵团。但老部下陈锡联，后期表现要比陈再道略胜一筹，并且属于适合执掌大兵团的复合型人才，最终上级在陈再道和陈锡联之间，选择了更加“智勇双全”的后者。陈再道服从安排，离开了野战部队序列，留在江北当河南军区司令员。

实事求是地讲，王近山虽有军事才华，但整体条件还不足以在49年成为二野的兵团司令。候选人排序方面，即便不算陈赓、陈锡联和杨勇，他也还得排在王宏坤及陈再道的后面。这从1955年的全军授衔情况，也有比较直观的体现：陈赓是大将、王近山被评为中将，其他几位都获得了上将军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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